据媒体报道，12月4日，北京市门头沟法院发出了首张以成年男子为保护对象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原来是当事人张先生李女士夫妇之间发生了家庭暴力，不过，这一次被打的是男人。
　　
　　今年5月28日，李女士打伤张先生，导致其多处软组织受伤。11月29日，妻子再次打伤丈夫，丈夫报案。
　　
　　第二天，张先生到法院起诉离婚，因妻子还在哺乳期不符合起诉条件，于是他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请求禁止妻子殴打、辱骂和骚扰他。最终，法院裁定了他的请求。
　　
　　这张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颁发意义何在？为何丈夫遭受妻子暴力的事件更易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知道，中国有大量遭受丈夫打骂的妻子，被媒体曝光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被报道的受暴丈夫更是凤毛麟角。
　　
　　丈夫作为被妻子攻击、欺压的形象，挑战了社会主流性别文化对男性的想象，这种形象不符合他们作为强者、支配者的传统社会期待。
　　
　　事实上，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在反家暴法或相关法案实施较早的国家或地区，男性遭受家暴的比例并不低。
　　
　　香港2015年新增的虐童案件中，男童受暴的比例超过40%（这个统计包括儿童在家庭私领域和学校等公领域中遭受暴力的情况，其中60%以上来自父母施暴）。
　　
　　台湾2012年男性受暴的比例约占家暴受害者的40%（数据源自台湾“家庭暴力防治网”）。
　　
　　英国受暴男性在2006与2007年度都超过40%，芬兰在2010年已出现严重家暴受暴者男性多于女性的新情况。
　　
　　即便我们只关注夫妻暴力或伴侣暴力，全球也有不低于10%的男性在遭受暴力，因此男性受暴的总人口并不少。长期倡导男性参与、推动性别平等的“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也一直对受暴男性予以关注和支持。如在陈亚亚主编的《亲密关系如何伤害我们》（白丝带丛书之一）一书中，就专辟一辑，讲述了12个受暴丈夫的情况，他们遭受的既有轻微的精神暴力，也有严重的肢体暴力。
　　
　　因此可说，这世界不缺少受暴丈夫或受暴男性，而是我们缺少发现的眼睛或倾听的耳朵。就像家暴现象一样，虽然一直存在，但在没有被命名被看见之前，很多人很多机构会异口同声地说“没有”。
　　
　　随着中国大陆《反家暴法》的实施，大众对家暴的敏感性和理解程度逐渐提高，必将有越来越多的愿意曝光的受暴男性和施暴女性进入我们的视野。那种简单地“将施暴者与男性挂钩，将受暴者与女性等同”的看法也会不断遭到冲击和瓦解。
　　
　　此次门头沟法院对受暴男性求保护的支持，同样启示我们：是时候为受暴男性营造更友善的救助氛围和更得力的支持系统了。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参与家暴的干预和研究，其中有一个体会是：受暴妇女求助难，受暴男性求助更难。受暴男性求助难的原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
　　
　　客观上，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等级制社会，男女之间如此，男性或女性内部也如此。挨打的男人常被嘲笑与蔑视，被视为弱者。有受暴男性就曾向我们诉苦：女人被家暴了可以找妇联，我们找谁，有“男联”吗？我报警了，警察还笑话我，“一个大老爷们被娘们欺负，谁信啊！”。
　　
　　其实，不是每个丈夫都比妻子更强壮有力，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用暴力方式解决伴侣间的冲突和矛盾。
　　
　　但是男强女弱的主流社会性别想象和期待，使得遭受伴侣暴力的男性更难获得他人的同情与支持。遭受家人暴力的男童或老头，同样害怕“家丑”外扬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当然，也有很多男性，不管有没有受暴，也内化了“誓做强者”“受暴可耻”等看法，所以在受暴后羞于求助，不愿在他人面前袒露自己的伤口，以维护他人眼中的虚假强者形象。
　　
　　因此，倡导男性阳刚、支配、主导的霸权文化，使得男性恐惧成为弱者，更不习惯表达自己的委屈无助等负面情绪。诸如“男子汉，哭什么哭”等的长期训导，使得男人的泪腺严重退化，即便在大悲痛中也往往麻木无感。这种要求男人不断向强者认同的文化深深地伤害了诸多男性。
　　
　　因此，很多受暴男性在这种不友善的文化氛围中，选择了沉默和隐忍，同时也对社会和他人产生了冷漠和疏离。
　　
　　由于长期压抑自己的愤怒委屈等负面情绪，不少曾经的受暴男性逐渐演变成了施暴者。家暴研究也表明，很多男性施暴者，都曾在早年经历中遭受家暴而没有得到有效援助，没有及时处理伤痛。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受暴男性的及时救助，也是减少潜在施暴者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需要为主动求助的受暴男性点赞，不嘲笑他们，尽量减少乃至杜绝对他们的“二次伤害”。
　　
　　我们也要提高对男性受暴的警觉性，努力发现身边的受暴男性：他们可能是已婚男士，也可能是男童、老头或LGBT人士。
　　
　　当然，我们更需要构建有效的支持系统，如开通更多的男性热线、开设受暴男性庇护所、开展受暴男性团辅小组等。期待更多的受暴男性敢于求助、得到有效支持，早日摆脱家暴的阴影。